书法培训：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四)

　　无名组卜辞。这一组卜辞不书贞人。时间跨度上起祖甲，下至文丁。书法风格各异，或体势纵长而端庄，或线条瘦而坚实，轻震变化较小;或结体散漫，线条瘦弱;或刚健清新，线条道美。契刻风格的不同反映出这些作品出白不同的传承系统。

　　黄组卜辞。系文丁、帝乙、帝辛三个时期的作品，贞人有王、黄、派、通、立等。刻辞数量众多，而书法风格变化不大，说明此时甲骨文书法的契刻和传承系统比较稳定。这一组作品普遍使用小字，最小的和黍米差不多大小，玲珑秀美，显示出十分高超的契刻水平。而大部分作品刻写工整，秀雅俊逸，为甲份文书法的上乘之作。(以上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第二章。江苏教育出版社)

　　除了契刻的甲骨文，殷墟遗址还发现了一些墨书和朱书遗迹。虽然数盆不多，却代表了当时文字用毛笔书写的原貌。从这些墨迹的书写情况看，它们与契刻的甲骨文书法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甲骨文的契刻使书写走向简化，而毛笔书写又受到甲骨文字契刻的影响，逐渐在发展中完善了点画形态和笔画、笔顺等要素，并进一步走向书写性和装饰性的结合，直到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商代青铜器上的装饰文字和铭文的用途，丛文俊先生总结为以下几种:1、器主的族名徽识。从单个字到数字的复合形式等都有。2.族名与庙号。3.职官名。4.器主私名。5.祭祀对象的身份和庙号。(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汉卷》第二章)

　　商代和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之中发现不少迄今仍无法完全阐释的图案化文字，学者们猜测，这些图案可能与当时这些青铜器所属的部族有一定关联。这些被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图案，其真正含义无法确解。如在两个签替纹之间央着一条夔龙;一柄大钱加诸人颈之上，头已被砍去。如果联想到《左传》所讲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则这个图案就有了纪念战争胜利或辟邪一类的作用了。一个图案是上面两只眼睛，下方一条牛，牛的周围有栅栏。另一个图案是在亚字形的框架中有一只鸟，鸟的左边是“父丁”二字和另外两个文字形图案。一个图案是一个人双手持串贝，下方为“父丁”二字。还有一个图案则已经可以解读，文为“戈祝乍父丁彝”。族徽一类文字图案的主要特点是文字和装饰性图案相混杂，客观的描写和神秘的宗教气息相融为一，不仅给我们带来生动的美感，还引发我们无数的联想。至于职官之名、器主私名和祭祀对象的身份和庙号等虽然数量不少，其意义却远没有族徽和纪事性质的文字重要。

　　纪事性质的青铜器铭文除了自身的书法意义，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一类铭文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的帝乙和帝辛时期。就书法艺术而言，商代青铜器铭文表现出典型的金文艺术早期特征:铭文格式不统一、书体风格不统一、文字与器身花纹的搭配不统一等。因此，这些商代青铜器铭文的艺术价值高低也有很大差别。有的与甲骨文接近，点画细劲瘦硬，甚至在器范制作时明显使用甲骨文的契刻手法。如帝乙时期的《小臣俞尊铭》。有的装饰性非常浓厚，如作于帝辛时期的《二祀郊其壶》，其点画线条似乎刚刚从甲骨文中脱离出来，又加上了装饰。《四祀郊其壶》点画粗犷肥厚.而《六祀郊其壶》的铭文已经达到了比较自由随意的境界，铭文本身的神秘气氛正在逐步消失。(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一章)又如《宰甫肖铭》的书法，是早期金文书法的典型，用笔粗重，点画结体缺少变化，甚至有些呆板，但含有一种雄浑之气。结字茂密.而行间相对疏落均匀，没有拥迫感，点画肥厚遒劲，自由奔放，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其他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如《小臣邑邵铭》、《讯鼎铭》等，也都各有特色。《以上诸器皆见《青铜器铭文选》卷一文物出版社)而尤其以《讯鼎铭》的铭文书法为出色，庄重大气，堪与周代金文相媲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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